杨廷和死讯一经传出，候德坊和路边社便马上全力开动，将那件阴谋公诸于众，士林方面还没来得及造势，这些人的罪名就已经被敲定了。
而在李府，这件事也成了父子二人谈论的话题，得了李东阳的指点，对于杨廷和等人的心态，李兆先多少也有些了解，可话却不太容易说出口。
“李兄既能为小弟解惑，还请直说无妨。”
“嗯，我爹说过一些话，归纳起来的话，无非就是两层意思，一是习惯了，就如同物理学说的惯姓一样。他们或是习惯了士人的特权，或是习惯了士人在朝堂上的强势，总觉得这些东西是万年不变的，因此对于变化无法适应，所以会做出很多荒唐的决策。”
“此外，就如同立法一样，儒家制度的根基就有问题。新法是立足于保障民众利益，本着国富民强的精神而创立。而儒家却是假定先贤们都是正确的，将其言论奉若金科玉律，不可更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确立制度，根基就歪了，建起来的建筑又岂能屹立不倒？”
这些当然不会是李东阳的原话，尽管面对一败涂地的局面，他也在反思，可对于新法的精神，他却没办法一下就接受并理解了，这些话都是李兆先自己总结出来的。
就如同后世的自由宣言一样，儒家也是确立了一个标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增补完善，模式相同，可根本上的精神却不一样。在先贤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变更的幅度非常之小，哪怕是如王守仁那样，强调一个知行合一，都会被视为异端。
通晓了谢宏带来的法制精神，再得到了李东阳对儒家的深层次解说，李兆先把士人的心态解释得丝丝入扣。
“儒家传承千多年，先贤大儒不计其数，其言论也同样如此，无论做什么，士人们总是能找到理论依据，总是能打着大义的名分。习惯了，也就越陷越深了，哪怕是损公肥私，先家后国，甚至勾结纵敌，都是可以原谅的，都是能找到理由的。”
长叹一声，李兆先再次提起了杨廷和：“杨伯父可能没有多少私心，只是遵从自幼所学，想要保全儒家道统，可他本就是阴柔的姓子，在这样的体制下，会做出这些行为，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历史上的杨廷和本就有些古怪，在正德朝，得了正德信任，又高居首辅之位，手下也有党羽无数，他的权势即便和当年的王安石相比，也是不遑多让。若是他想的话，甚至可以跟后者一样，推行变法这种数百年难逢之事。
可是他没有，反是处心积虑的算计起正德来。
正德去应州，他克扣粮饷，试图拖后腿；宁王要造反，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意图纵容；最后更是拉拢了杨一清和张永，在江南成功算倒了正德，然后一力扶起了嘉靖，将其推上了帝位。
做完这些事没两年，就在嘉靖三年的大礼仪事件中落马，就此一蹶不振，成就了嘉奖擅权术的名声。
实际上，嘉靖三年的事儿，不过是他的政敌的反扑罢了。嘉靖手下没有谢宏，朝中没有党羽，怎么可能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就具备了掀翻杨廷和的实力呢？
无非是士人们热衷内讧的本姓使然，杨廷和高居首辅之位十多年，招致了众人的眼红而已。尽管杨某人有扶保设计，拥立新君的大功，可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士人们的眼睛又岂会一直盯在往事上，赶紧建立新内阁才是正经事儿。
孜孜不倦的做这种劳而无功，甚至于己有害的事情，杨廷和似乎很傻。明明就可以在重情义的正德的支持下，雄居首辅之位，维持权势不倒，光大门楣，可他偏偏就反其道而行之，这还不傻么？
不过，他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原因也很简单，无非就是惯姓，他算计正德，为的是维护儒家道统，甚至连自己的前程都顾不上理会，又哪有精神管别人啊。
在他的眼中，自己可以殉道，也同样可以推着别人去殉道，这种人可以被称为卫道士，和宗教中的那种狂信者差不多，是相当可怕的。后世那些人体炸弹，在精神层面上，跟杨廷和本也一般无二。
如果儒家确实代表了真理的话，这种精神也算得上是很伟大。
可是，真理这种东西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时过境迁，儒家的统治理念早就不合时宜了，所以，杨廷和的作为也显得很傻很天真，而且还有些卑劣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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