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科目熙宁罢诗赋，元祐复之，至绍圣又罢，于是学者不复习为应用之文。绍圣二年，始立宏词科，除诏、诰、制、敕不试外，其章表、露布、檄书、颂、箴、铭、序、记、诫谕凡九种，以四题作两场引试，唯进士得预，而专用国朝及时事为题，每取不得过五人。大观四年，改立词学兼茂科，增试制诰，内二篇以历代史故事，每岁一试，所取不得过三人。绍兴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两科裁订，别立一科，遂增为十二体：曰制、曰诰、曰诏、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铭、曰记、曰赞、曰颂、曰序。凡三场，试六篇，每场一古一今，而许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试，为博学宏词科，所取不得过五人。任子中选者，赐进士第。虽用唐时科目，而所试文则非也。自乙卯至于绍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戌阙不取。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至宰相，王日严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学士，陈子象兵部侍郎，汤朝美右史，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间，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执政，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执政，沈德和、莫子齐、倪正父、莫仲谦、赵大本、傅景仁至侍从，叶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余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唐夜试进士唐进士入举场得用烛，故或者以为自平旦至通宵。刘虚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之句，及三条烛尽之说。按《旧五代史·选举志》云：“长兴二年，礼部贡院奏当司奉堂帖夜试进士，有何条格者。敕旨：‘秋来赴举，备有常程，夜后为文，曾无旧制。王道以明规是设，公事须白昼显行，其进士并令排门齐入就试，至闭门时试毕，内有先了者，上历画时，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须昼试，应诸科对策，并依此例。’”则昼试进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贡院又请进土试杂文，并点门入省，经宿就试。至晋开运元年，又因礼部尚书知贡举窦贞固奏，自前考试进士，皆以三条烛为限，并诸色举人有怀藏书册不令就试。未知于何时复有更革。白乐天集中奏状云：“进士许用书册，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试朝暮也。
纳绸绢尺度周显德三年。敕，旧制织造絁绸、绢布、绫罗、锦绮、纱縠等，幅阔二尺起，来年后并须及二尺五分。宜令诸道州府，来年所纳官绢，每匹须及一十二两，其絁绸只要夹密停匀，不定斤两。其纳官绸绢，依旧长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税绢，尺度长短阔狭，斤两轻重，颇本于此。
朱梁轻赋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余，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汙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四三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有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坎离阴阳《坎》位正北，当幽阴肃杀之地，其象于《易》为水为月。董仲舒所谓“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然而谓之阳。《离》位正南，当文明赫赫之地，于《易》为日为火。仲舒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然而谓之阴。岂非以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邪？司马贞云：“天是阳，而南是阳位，故木亦是阳，所以木正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称北正者，火数二，二地数，地阴，主北方，放火正亦称北正。”究其极挚，颇似难晓，圣人无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亦未有论之者。
前执政为尚书祖宗朝，曾为执政，其后入朝为他官者甚多。自元丰改官制后，但为尚书。曾孝宽自签书枢密去位，复拜吏部尚书。韩忠彦自知枢密院出藩，以吏书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尝为左丞，而清臣、存复拜吏书，宗孟兵书。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为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朝廷未决，继又进拟宗孟兵部右丞。苏辙言：“不如且止。”左仆射吕大防於帘前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遂已。胡宗愈尝为右丞，召拜礼书、吏书。自崇宁已来，乃不复然。
河伯娶妇《史记》褚先生所书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问民所疾苦。长老曰：“吾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口：“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分其余钱持归。巫行视小家女好者，即聘娶，为治斋宫河上，粉饰女，浮之河中而没。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豹曰：“至娶妇时，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妪及三弟子并三老于河，乃罢去。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予按此事，盖出于一时杂传记，疑未必有实。而《六国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于何时，注家无说。司马贞《史记索隐》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故魏俗犹为河伯娶妇，盖其遗风。”然则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六经用字《六经》之道同归，旨意未尝不一，而用字则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书》为佑，在《易》为祐，在《诗》为右。惟、维、唯一也，而在《书》为惟，在《诗》为维，在《易》为唯，《左传》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礼》之灋、眡、薧、鱻、齍、辠、渔、桌、斞、閷、等字，他经皆不然。今人书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初登极，以潜邸为佑圣观，令玉册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无立人，只单作右字。”道士力争，以为观名去人，恐不可安迹。有旨特增之。
鄂州兴唐寺钟鄂州城北凤凰山之阴，有佛刹，曰兴唐寺。其小阁有钟，题志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铸。”勒官阶姓名者两人，一曰金紫光禄大、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陈知新，一曰银青光禄大、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杨琮。大字之下，皆当有夫字，而悉削去，观者莫能晓。五代《新、旧史》、《九国志》并无其说，唯刘道原《十国纪年》，载杨行密之父名怤，怤与夫同音。是时，行密据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将佐为讳之。行密之子渭，建国之后，改文散诸大夫为大卿、御史大夫为御史大宪，更可证也。鄱阳浮洲寺有吴武义二年铜钟，安国寺有顺义三年钟，皆刺史吕师造。题官称曰：“光禄大卿、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则亦非大宪也。王得臣《麈史》尝辨此事，而云：“行密遣刘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预。志传皆略而不书。”予又按杨溥时，刘存以鄂岳观察使为都招讨使，知新以岳州刺史为团练使，同将兵击楚，为所执杀，则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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