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而孟子书其对惠王无不称之为“王者，则非追尊之辞明矣。司马子长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书出于当时，不容误也。杜预《左传集解·后序》言：“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称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产，即《纪年》所谓今王，无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记》分为二人，误耳。
《秦本纪》：“秦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此称王改元之证，又与魏惠王同时。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之地。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今按《孟子》书，惠王自言西丧地于秦七百里，乃悟《史记》所书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后五年，后七年也，以《孟子》证之而自明者也。
据《纪年》，周慎靓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又二年，为赧王之元年，齐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与《孟子》这书先梁后齐，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国皆不久，书中齐事特多，又尝为卿于齐，当有四五年。若适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谓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误以惠王之后元年为襄王之元年故也。
孟子为卿于齐，其于梁则客也。故见齐王称臣，见梁王不称臣。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不遗亲，不后君，仁之效也。其言义何？义者，礼之所从生也。昔者齐景公，有感于晏子之言，而惧其国之为陈氏也，曰：“是可若何？”对曰：“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了民。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于未形，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不动心凡人之动心与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时也。枉道事人，曲学阿世，皆从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动心”者，不动其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也之心。
市朝“若挞之于市朝”，即《书》所言“若挞于市”。古者朝无挞人之事，市则有之。《周礼·司市》：“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又曰：“胥执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是也。《礼记·檀弓》：“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丧，哭辟市朝。”奔丧亦但过市，无过朝之事也。其谓之市朝者，《史记·孟尝君传》：“日莫之后，过市朝者掉臂不顾。”索隐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众整如此。”后代则朝列之参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文节谓当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忽忘，勿助长也。传写之误，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养浩然之气，必当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当勿助长也。叠二“勿忘”，作文法也。按《书·无逸篇》曰：“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亦是叠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发言亦多有重说一句者。《礼记·祭义》“见间以侠c。”郑氏曰：“见间当为<间见>。”《史记·蔡泽传》：“吾持梁刺齿肥。”索隐曰：“刺齿肥，当为肥。”《论语》：“五十以学《易》。”朱子以为“五十”当作“卒”，此皆古书一字误为二字之证。
文王以百里“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为此言以证王之不待大尔。其实文王之国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歧迁丰，其国巳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举属之周。至于武王，而西及梁、益，东临上党，无非周地；纣之所有，不过河内殷墟，其从之者亦但东方诸国而已。一举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书》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尝不藉力哉。廛无夫里之布有夫布，有里布。《周礼·地官》载师职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闾师职曰：“凡无职者，出夫布。”郑司农云：“里布者，布参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诗》云：‘抱布贸丝。’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传》曰：‘买之百两一布。’”又廛人职：“掌敛市之纟欠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玄谓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闾师》文，今人遂以布专属于里。
孟子自齐葬于鲁孟子自齐葬于鲁，言葬而不言丧，此改葬也。礼记改缌，事毕而除，故反于齐，止于嬴，而充虞乃得承间而问。若曰奔丧而还，营葬方毕，即出赴齐卿之位，而门人未得发言，可谓“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丧，何以教滕世子哉！
其实皆什一也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已。故《诗》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匀匀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然则周之疆理犹禹之遗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画为九区，故苏洵谓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畛涂、变沟洫、移道路以就之，为此烦扰而无益于民之事也，岂其然乎？盖三代取民之异，在乎贡、助、彻，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亩。其五十、七十、百亩，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尝易也。故曰：“其实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异度数。故《史记·秦始皇本纪》，于“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而当日因时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时土旷人稀，故其亩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亩渐小。以夏之一亩为二亩，其名殊而实一矣。国佐之对晋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岂有三代之王而为是纷纷无益于民之事哉！
庄岳“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注：“庄岳，齐街里名也。”庄是街名，岳是里名。《左传·襄二十八年》：“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注云：“六轨之道。”反陈于岳”注云：“岳，里名。”
古者不为臣不见观乎孔子之见阳货，而后知逾垣闭门为贤者之过，未合于中道也，然后世之人必有如朝广被中庸之名，冯道托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见诸侯，一见诸侯而怀其禄利，于是望尘而拜贵人，希旨以投时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为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谄。”又曰：“上弗援，下弗惟。”后世之于士人，许之以自媒，劝之以干禄；而责其有耻，难矣。
公行子有子之丧《礼》：父为长子斩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丧，而孟子与右师及齐之诸臣皆往吊。
为不顺于父母《虞书》所载，帝曰：“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义，不格奸。”是则帝之举舜，在瞽瞍底豫之后。今《孟子》乃谓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犹不顺于父母，而如穷人无所归，此非事实。但其推见圣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为人子者处心积虑出乎此，而后为大孝耳。后儒以为实，然则“二嫂使治朕栖”之说亦可信矣。
象封有庳舜都蒲阪，而封象于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如《孟子》所论，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处，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盖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太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二县界。史言其地泻卤，人民寡，而《孟子》言其俭于百里，又莱夷逼处，而与之争国。夫尊为尚父，亲为后父，功为元臣，而封止于此，岂非中原之地无闲土，故至薄姑氏之灭，而后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何与？”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远，圣人之不得已也。周室班爵禄为民而立之君，故斑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费惠公《孟子》“费惠公”注：“惠公，费邑之君。”按春秋时有两费，其一见《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殄灭我费滑。’”注：“滑国都于费，今河南缑氏县。”《襄公十八年》：楚子冯、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盖本一地，秦灭之而后属晋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齐乘》：“费城，在费县西北二十里，鲁季氏吧了。”在子思时，滑国之费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后，而僭称公者。鲁连子称陆子谓齐王曰：“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而楚人对顷襄王有邹、费、郯、邳，殆所谓泗上十二诸侯者邪？仁山金氏曰：“费本鲁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称小国之君，曾子书亦有费君、费子之称。盖季氏专鲁，而自春秋以后，计必自据其邑，如附庸之国矣。大夫之为诸侯，不待三晋而始，然其来亦渐矣。”
季氏之于鲁，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国而不敢篡位，愈于晋、卫多矣。故曰：“鲁犹秉周礼。”
行吾敬故谓之内也先生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礼、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于心。以为之裁制。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义，而举酌乡人、敬尸二事，皆礼之也，而莫非义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虚之教至于槌提仁义，绝灭礼乐，从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真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其不流于异端而害吾道者几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言我也。”此与孟子之言相发。
以纣为兄之子以纣为弟，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王子比干。并言之，则于文有所不便，故举此以该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杌于四裔”，不言浑敦、穷奇、饕餮。后之读书者不待子贡之明，亦当闻一以知二矣。
才人固有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是以禽兽之人，谓之未尝有才。
《中庸》言能尽其性，《孟子》言不能尽其才能。尽其才则能尽其性矣，在乎扩而充之。
求其放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则但求放心，可不必于学问乎？与孔子之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虚之心也，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盖曰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具学，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尝“穷中之方，悉雁行之势”，亦必不能从事于奕。
所去三免死而已矣，则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视欣然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欣然，则过人远矣，不敢自大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则可谓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则可谓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变也。今之学者非自小则自大，吾见其同为小人之归而已。
士何事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五曰百工，饬化八材，计亦无多人尔。武王作《酒诰》之书，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此谓农也。“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此谓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则谓之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人而先王之法坏矣，彭更之言，王子垫之问，其犹近古之意与？饭糗茹草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必执天下之至贱。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浣濯之衣，修烦缛之事。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务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后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济天下，而为万世帝王之祖也，况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孟子外篇《史记》伍被对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扬子《法言·修身》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桓宽《盐铁论》引《孟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尧、舜之道非远人也，人不思之尔。”《周礼·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诸侯有王。”宋鲍照“河清颂”引《孟子》曰：“千载一圣，犹旦暮也。”《颜氏家训》引《孟子》曰：“图影失形。”《梁书·处士传·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广韵》“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为一圭，十圭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书皆无其文，岂所谓“外篇”者邪？《诗·维天之命》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宫》传引孟仲子曰：“是宫也。”《正义》引赵岐云：“孟仲子，孟子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谱》云：‘子仲子者，子思弟子。’盖与孟轲共事子思，后学于孟轲，著书论《诗》，毛氏取以为说。”则又有孟仲子之书矣。
孟子引论语《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又多大同而小异，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
孟于字样九经《论语》皆以汉石经为据，故字体未变，《孟子》字多近今，盖久亦于魏、晋以下之传录也。然则石经之功亦不细矣。
《唐书》言：州故作“豳”，开元十三年，以字类“幽”，故为“”。今惟《孟子》书用“”字。
《容斋四笔》言《孟子》“是由恶醉而强酒”，“见且由不得亟”，并作“由”，今本作“犹”。是知今之《孟子》又与宋本小异。
孟子弟子赵岐注《孟子》，以季孙、子叔二人为孟子弟子。季孙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异哉，弟子之所闻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为可就之矣。“使己为政”以下，则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于，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齐人也。学于孟子，乡道而未明，去而学他术。”又曰：“盆成括，尝欲学于孟子，问道，未达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东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莱阳伯，季孙丰城伯，子叔乘阳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记索隐》曰：“孟子有万章、公明高等，并轲之门人。”《广韵》又云：“离娄，孟子门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吴莱著《孟子弟子列传》二卷，今不传。
《晏子书》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贫成适尝为孔子门人，尤误。
荼“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荼”，其说已详之《唐韵正》。按《困学纪闻》，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今按《尔雅》“荼”“氵荼”字凡五见，而各不同。《释草》曰：“荼，苦菜。”注引《诗》：“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选，一名游冬。《易纬通卦验玄图》云‘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艹票}、、荼。”注云：“即{艹刀}。”疏云：“按《周礼·掌荼》及《诗》‘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艹票}也、也其别外。此二字皆从草、从余。”又曰：“氵荼，虎杖。”注云：“似红草而粗大，有细刺，可以染赤。”疏云：“氵荼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壮如大马蓼，茎斑而叶圆是也。”又曰：“氵荼，委叶。”注引《诗》“以{艹休}氵荼蓼。”疏云：“氵荼一名委叶。”王肃《说诗》云：“氵荼，陆秽草。”然则氵荼者原田芜秽之草，非苦菜也。今《诗》本“{艹休}”作“薅”。此二字皆从草从涂。《释木》曰：“贾，苦荼。”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h，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从草从余。今以《诗》考之，《邶·谷风》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绵》之“堇荼”，皆苦菜之荼也。又借而为“荼毒”之荼。《桑柔》、《汤诰》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周礼·地官》“掌荼”，《仪礼·既夕礼》“茵著用荼，实绥泽焉”，《诗·鸱》“捋荼”，传曰：’荼，萑苕也。”《正义》曰：“谓之秀穗。茅之秀，其物相类，故皆名荼也。”茅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东门》“有女如荼”，《国语》“吴王夫差万人为方陈，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望之如荼”。《考工记》：“望而视之，欲其荼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叶之氵荼也。唯虎杖之氵荼与贾之苦荼不见于《诗》、《礼》，而王褒《僮约》云：“武都买荼。”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荼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荼h出巴蜀。”《本草衍义》：“晋温峤上表，贡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王褒《僮约》，前云“炮鳖烹荼”，后云“武都买荼”，注以前为苦菜，后为茗。
《唐书·陆羽传》：“羽嗜荼，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菜。至明代，设茶马御史。而《大唐新语》言右补阙綦毋性不饮茶，著《茶饮》，序曰：“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功归茶力，贻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害远难见？”宋黄庭坚《茶赋》亦曰：“寒中瘠气，莫甚于茶。或济之盐，勾贼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摄生者之所宜戒也。
<鸟可>《尔雅》“舒雁，鹅。”注：“今江东呼<鸟可>。”即“”字。《左传》：“鲁大夫荣鹅。”《方言》：“雁自关而东谓之<鸟可>鹅。”《太玄经》：“装次二，鹅惨于冰。”一作“哥鹅。”司马相如《子虚赋》：“弋白鹄，连鹅，双下，玄鹤加。”《上林赋》：“鸿鹄鸨，鸨鹅属玉。”扬雄《反离骚》：“凤皇翔于蓬者兮，岂鹅之能捷。”张衡《西京赋》：“鹅鸿军。”《南都赋》：“鸿鸨鹅。”杜甫《七歌》：“前飞鹅后。”《辽史·穆宗纪》：“获鹅，祭天地。”《元史·武宗纪》：“禁江西、湖广、汴梁私捕鹅。”《山海经》：“青要之山，是多驾鸟。”郭璞云：“未详。或者骈当作‘’，其从‘马’者，传写之误尔。”
九经唐宋取士，皆用《九经》。今制定为《五经》，而《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二传并不列于学官。杜氏《通典》：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上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博士三人，其余则经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旧员十有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周易》有郑氏注，其书根源，诚可深惜。《仪礼》一经，所谓《曲礼》，郑玄于礼特明，皆有证据。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孔子殁，丘明撰其所闻为之传，微辞妙旨，无不精究。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多可采用。谷梁赤师徒相传，诸所发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载，亦足有所订正。臣以为《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越，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遇王敦难，不行。唐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后，明经兼习《周礼》若《仪礼》者，于本色内量减一选。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无璀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请停，各量配作业，并贡人预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第，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唐书》：开元十六年十二月，杨为国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请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古人抱遗经、扶微学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废之，盖必当时之士子苦四经之难习，而主议之臣徇其私意，遂举历代相传之经典弃之而不学也。自汉以来。岂不知经之为五，而义有并存，不容执一，故三家之学并列《春秋》。至于《三礼》，各自为书。今乃去经习传，尤为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禄，率天下而欺君负国，莫甚于此。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书》、《诗》、《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朱文公《乞修〈三礼〉札子》：“遭秦灭学，礼乐先坏，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于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性、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己甚。”是则《礼记》之废乃自安石始之，至于明代，此学遂绝。朱子又作《谢监岳文集序》曰：“谢绰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间，闻读书声，入而视之，《仪礼》也。以时方专治王氏学，而独能尔，异之，即与俱归，勉其所未至，遂中绍兴三年进士第。”在宋已为空谷之足音，今时则绝响矣。
考次经文《礼记·乐记》“宽而静”至“肆直而慈”一节，当在“爱者宜歌商”之上，文义甚明。然郑康成因其旧文，不敢辄更，但注曰：“此文换简，失其次，‘宽而静’宜在上，‘爱者宜歌商’宜承此。”
《书·武成》定是错简，有日月可考。蔡氏亦因其旧而别序一篇，为今考定《武成》最为得体。
其他考定经文，如程子改《易·系辞》“天一地二”一节，于“天数五”之上；《论语》“必有寝衣”一节，于“齐必有明衣布”之下。苏子瞻改《书·洪范》“曰王省惟岁”一节，于“五曰历数”之下；改《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学》“曰《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之下；改“《诗》云‘瞻彼淇澳’”二节，于“止于信”之下；《论语》“诚不以富”二句，于“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之下；《诗·小雅》以《南陔》足《鹿鸣之什》，而下改为《白华之什》，皆至当，无复可议。后人效之，妄生穿凿。《周礼》五官，互相更调。而王文宪。作《二南相配图》、《洪范经传图》，重定《中庸章句图》，改《某棠》、《野有死麇》、《何彼矣》三篇于王风。仁山金氏本此，改“敛时五福”一节于“五曰考终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节于“六曰弱”之下。使邹、鲁之《书》传于今者，几无完篇，殆非所谓“畏圣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二节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之上，以为传之四章，释“格物致和”，而传止于九章，则《大学》之文元无所阙，其说可从。
凤翔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已下七节，自‘天佑之’一节，‘憧憧往来’已下十一节，此十九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见，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节属于“天玄而地黄”之后，于义亦通。然古人之文，变化不拘，况《六经》出自圣人，传之先古，非后人所敢擅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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