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琦本以为自己这次胆大包天的作为会成为御史争相弹劾的对象，回到汴京，才发现市井萧条，朝堂御史缄口以默，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大受打击，变法一派在王安石的压制下只是指责自己行为不检。
司马光要走了，几日前他献出部分书稿，赵顼阅后如获至宝，称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特钦赐书名《资治通鉴》，希望司马光能完成此部巨著。
司马光于朝堂之事心灰心冷，奏请求退，赵顼不准，最后无奈命置局秘阁，让司马光于洛阳修撰《资治通鉴》。
守旧派在朝堂的大旗倒下，韩琦和原参政知事韩绛，两**坐镇西北，剩下的尚书左丞（计相）张方平、新任参政知事冯京以及刚刚合流的文彦博等，于反对变法的认知并不一致，已无力支撑大局。
参知政事王珪，枢密使吴奎完全听从皇帝的意旨，王安石以及吕惠卿、曾布等变法干将彻底在朝堂站稳了脚，大宋的局势却并未因守旧派的缄默有所好转，反而陷入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煌煌巨作《资治通鉴》显出部分棱角，李琦本该与有荣焉，了解到朝堂的现状他却一点也无法开颜。
变法走到熙宁五年，王安石大体的变革规划基本都抛了出来，李琦找来各项诏令，回想在大名府沈括的讲诉，用自己贫乏的治政知识寻找几项制度到底为何被司马光等人大加抨击。
青苗贷先不说，高达百分之二十的利息用作农业上确实有待商榷，但想想那吓死人的高利贷似乎也算是无奈下折中的办法。方田均税重新核定田亩，清查隐田，站在李家的立场自然不满，但来自后世的李琦却找不出错在何处，难道真是勋贵豪门的反对影响了司马光等人？
以他这几年的了解，韩琦、司马光、文彦博等都是正直的君子，不该完全站在勋贵豪门的立场之上？
再看保甲法，诏令各地农户每十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并与禁、边军相参为用。
这分明是搞民兵组织，即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又能节省大量军费，将来还可抽调民兵补充正规军，为何却是扰民的恶法？
保马法规定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及开封府界诸县保甲养马，每户一匹，有余力的人家也可养二匹，官衙给马或给钱自买，养马户可减免部分赋税。以减免税赋鼓励民间养马，这条政令应该也不算错。
市易、均输法当日沈括讲解的最详细。民间奸商囤积物品，于季节间哄抬价格，朝堂诏令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由官府出面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采购物资，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
朝堂又设置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各项商税也分门别类重新厘定。市易务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
让李琦看来，这市易、均输法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利益，抑制物价飞涨，出发点没问题。而且王安石分明已看出二分息对商业促进高于农业，不知是不是受了自己借鸡生蛋的影响？
李琦百思不得其解，眼前风雨欲来的状况让他心有戚戚，自己这小蝴蝶还没飞起来，大宋的执行官僚却几乎垮了半边。他再不懂政治，也知道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绝非好事，强行让人闭嘴只会彻底让大宋失去活力，从此走入深渊。等到变法失败的那天守旧派的反扑将更加过份，这已不是治政抱负的争执，而是赤果果的结仇了。
忐忑不安的李琦主动伸出了触手，悄悄邀约文彦博和还未离京的司马光，他要开诚布公的和两人谈谈，尝试能否化解眼前的诡异局势。
野草萋萋，花儿已凋落，冷冽的河水衬着一袭扁舟，司马光和文彦博先后而来，数声苦笑，几月不见两人似乎苍老了许多。
遣开小乙等人，李琦亲自动手斟茶倒水，奉于两人面前。他的茶艺实在不怎么样，好在如今文彦博、司马光两人也无心饮茶赏景，只不停吃着闷酒。
待李琦问出心中所惑，两人倒没把他当外人，干脆舍了文言，用市井之话解释了前后。
两人最为反对的是青苗贷，这事司马光曾多次提过，不用再细说。只是按两人的意思，一家数亩的田地产出实在有限，若要救济穷困，该以慈善为主，朝堂强要生息取利，无论多寡，终将走入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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